雜言

趕了三篇稿，尚欠一篇。

稿好像永遠趕不完似的。

今夜將如何？

明天遠行了。不想帶著稿債上機。

行李還未執拾。

辭了職。也好像還有負累。

搬也搬不走。

將時間的雜物搜出來原來有這麼多。

會塞回哪裡呢？

會走到哪裡呢？

新的所在。

行程還在那堆書刊裡。

別相信文字。

相信文字。

要寫。

旅行回來還寫。

稿是債。

還寫。

歌詞

我不會填流行歌詞，也不曾談流行歌詞。剛才偶看一遍陀飛輪的詞，好恐怖，比喜帖街還恐怖。當你讀到那些運用了某些文藝技巧的地方，更覺得恐怖。

別問為甚麼是恐佈。我其實不懂修辭。

談流行歌詞的就這麼多了。

嗅尋黎明的幽魂

被Robert Lowell譽為「葉慈以來最重要的愛爾蘭詩人」的希尼（Seamus Heaney），剛於上月因病辭世，享年七十四。

死亡於他，以今日的標準來說，可能來得比較早。但死亡在希尼的詩中，卻早已是恆常關注，並因之而沉思默念、反覆尋問的主題。

例如收於其第一本詩集《一個自然主義者之死》中的〈期中休假〉，便是追悼其弟之早夭；〈出空〉為一組憶念亡母生前種種身教言教的十四行詩；即以其最後一本詩集《人鏈》中，亦有〈分離〉及〈門開了而房子黯黑〉兩首分別追念雙親及其摯友的悼詩。

但希尼因死亡而生的關懷和視野，不僅限於至親友人，還廣及其身處的地方、成長的土地：愛爾蘭的政治、民族的前途、宗教的衝突……在在是他的詩切心關懷、深刻思考的主題。

例如〈傷亡人員〉這首悼詩的背景，便是北愛爾蘭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衝突歷史。一個希尼認識的、喜歡在酒吧裡獨酌的漁夫朋友，因這難以解決的宗派衝突而被無辜炸死。這宗悲劇，其實源於另一宗更大的悲劇：三日前，英軍開槍射殺了十三人，其中七個還未滿十九歲，這便是發生於一九七二年、北愛歷史上有名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北愛的天主教徒因此極度憤慨；而舉行大葬禮的當天，便發生了這宗爆炸事件。

希尼這首悼詩沒有直接寫「血腥星期日」，而是借助一名普通的漁夫，一個他所認識的人來側面書寫。這也是希尼的聰明之處，他從不以間接的、宏大的、俯瞰式的角度切入，因而避免了這種詩易犯的空泛、抽離的毛病。希尼的切入點是一個跟他曾經交談、有所接觸的漁夫（是以詩中充滿對話的細節）：他不是悲劇的英雄或中心人物；他不過是一個有血有肉、有優點也有缺點的普通人；他僅只是堅持泡酒吧，一個獨立而自由的決定，因而違反了宗族的「宵禁」，最後不幸被炸死。希尼在詩中反覆尋問所謂對錯：「該如何譴責他／在最後一夜他撕毀了／我們這夥人的協議？」（陳黎譯）而事情往往不像政治表態，非得有確切的答案不可，就好像緊接而來的這一段：「『如今你應可說是／有學識的人了，』／我彷彿聽到他說。『難倒我了，／那問題的正確答案。』」以及結段猶如向亡靈求索答案的邀請：「嗅尋黎明的幽魂，／午夜雨中的跋涉者，／再來詢問我吧。」讀詩至此，不禁想起同樣崇尚個人的藝術自由、卻不忘關懷身邊政治現實的楊牧名詩──〈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刊於《新報》副刊「字如初見」專欄，2013年9月21日

註：此文所引之希尼〈傷亡人員〉（Casualty）一詩之譯文取陳黎所譯，陳黎詩題譯作〈意外傷亡〉，然Casualty所指之傷亡人員或遇難者不僅限於意外，亦包括戰爭，而戰爭的含義在此詩更具反諷意味，故不取陳黎所譯之詩題。

別説其他，首先譯得忠實一點也很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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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安譯希尼的詩（見《希尼詩文集》，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有時譯得尚可（很客氣了），但大多時候是令人失望。最教人氣結的，是他往往以為讀者不明白，而自作主張加上一些破壞詩意的解說。例如〈期中休假〉（Mid-Term Break）一詩，希尼原詩一直只用代詞「他」（him）來指稱其弟以增敘事距離，而讀者無不明白「他」即是其弟，但吳還是要在其譯本上硬加上「弟弟」這身份的說明（「這是六個星期來／我第一次看到弟弟」，希尼原文：I saw him / for the first time in six weeks.）。另外，吳也常有錯譯及譯得完全不合邏輯的句子，如：「十點整救護車拉來了／屍體，渾身已被護士清洗乾淨纏滿繃帶。」（原文：At ten o’clock the ambulance arrived/With the corpse, stanched and bandaged by the nurses.），stanched是「止了血」的意思，不是「清洗乾淨」；而譯成「清洗乾淨」也算了，但也要看看「清洗乾淨」和後面譯成的「纏滿繃帶」有矛盾啊──既是纏「滿」了繃帶，又如何得知屍體「清洗乾淨」了呢？這是粗心的譯者常犯的毛病，喜歡胡亂使用成語套語或較工整、漂亮的用語而犧牲了意思。希尼此詩最著名的結句（A four-foot box, a foot for every year）最能考驗一個譯者的功力，且看吳德安怎樣譯：「四英尺的盒子，一英尺代表他一年的壽命。」再看袁可嘉的譯本：「一只四尺長的木箱，每年一尺長。」你會知道高手的分別在哪裡。

2

另外，詩中的Snowdrops，袁可嘉譯作「雪花蓮」（全句是「雪花蓮／和蠟燭使床塌得到了慰藉」，原文：Snowdrops / And candles soothed the bedside）；吳德安的譯法唯恐讀者不知道甚麼是雪花蓮，譯成泛稱的「鮮花」（「鮮花／和蠟燭撫慰地放在床邊」），這還不算錯，只是譯得不夠準確和「自作主張」而已；誰知今日在《明報》看到的一篇談希尼的文章（文章名為《希尼的小詩》）還有另一種譯法：作者說Snowdrops是「一眼在窗口看見的畫面」，是降下的「雪片」，並因此推論「那時正值隆冬」──不得不說一句：真夠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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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尼《來自寫作的前綫》（From the Frontier of Writing）一詩中點睛的一句“So you drive on to the frontier of writing”，吳德安在《希尼詩文集》竟將之譯成「如此你繼續前行去寫邊境報告」！

這譯本看來是現今中譯希尼最齊全的一本，書前還有希尼的中文版序，權威感十足，這，是不是應該編／譯／校得較孚眾望呢？小毛病也還算了(誰譯也會有瑕疵／不圓滿)，但現在不時讀到好像這種亂來的譯法，真是讓人失望──中文世界就不配擁有一本較好的希尼詩譯本嗎？

回到根本

我說「回到根本」，在描述編纂辭典的電影《字裡人間》裡，其實處處有跡可尋。

宅男編輯馬締向心中女神香具矢示愛，一帖洋洋灑灑、龍飛鳯舞的草書，始終不如當面簡單的一句「我愛你」。

主編松本教授在病榻修書向一眾辛勤的編輯言謝，說找不到甚麼詞比「感謝」更能表達他的心意。

是的，情之所至，意之所鍾，別輕看一言半語的份量；而與其挖空心思雕龍砌鳯鋪排申述，倒不如反璞歸真，自然直道。

這讓我想起電影中一個不起眼的情節：編輯西岡為「好唔型」這潮語寫了詳盡的釋義，當他不無得意地向新來的年輕女編輯岸邊綠徵詢意見時，岸邊綠坦率地指說他的釋義略嫌囉唆，其實一句「老套」便可（雖然她讚賞西岡以自身「喝醉了才敢求婚」的經歷來作句例）。

文字在於溝通，而詳略之間，確然大有學問―─如何定奪，或許就是如何回到根本的問題：表情達意，斟酌文字，最終還不是然其所然，不能隨便增減半分，做到恰到好處而已。這是文字的尊嚴。

是以這部辭典的靈魂人物松本教授一直謹守此道。當他看到女編輯因遷就插圖而把若干文字犧牲掉的時候，便嚴正地申述了一遍一切以文字為先的立場。

這，在面對書本邁向電子化、而紙本又變本加厲地處處倚重精美圖像和整體設計包裝的時代，這種對文字尊嚴的捍衛，無疑是一種明顯的表態，也讓我們反省在社會進步的同時，我們其實失去了一些甚麼，一些我們過去以至現在一直隨便地、輕率地失去的、極其基本卻又極其寶貴的東西。

所以我在電影中看到馬締為辭典挑選用紙時，先是迷惑，後而恍然。馬締對供應商說他們挑選的用紙不好，因為翻揭時不順暢，不黏手，不好翻，而翻字典的手感是很重要的。馬締向供應商展示的標準，竟是旁邊的一部舊字典。供應商看了比較，立時慚愧地說回去再改良。我不解的是：何需改良，用回舊字典的用紙不是更省事嗎？然後我才猛然省悟，那種優良而具手感的用紙大概早已造不出來了！現今的人千方百計用盡各種高科技，目的原來有時竟是要造回舊有的感覺。這又讓我想起城中的某些書，刻意設計成活字印刷的效果―─但那是電腦設計出來的仿字呀（怎會有字字不同、來自真實歲月的崩邊缺角呢），加上紙質的落差，我翻閲時是怎也感覺不到那些字是可以如何「活」起來。

──刊於《新報》副刊「字如初見」專欄，2013年9月14日（專欄逄周六刊出）

字學即人學

石井裕也的作品《字裡人間》，是關於一個以十三年時間編一部辭典的故事。觀影時在想，電影會不會只著墨於那種一往無前的執著與堅持呢？如僅只於此，也不是不好，但似乎太理所當然了──須知道，日本人素以這種近乎愚癡的執著見稱──而電影也容易墮入勵志的窠臼，缺乏驚喜。

電影也似乎朝著這種可以預期的公式發展：即將退任的編輯荒木（小林薰飾）找到「宅」得相當厲害的馬締（松田龍平飾）為其繼任人，馬締一如其名可讀作「認真」，對每個字詞的來歷均尋根究柢；而為了增補新詞，馬締和荒木不惜到快餐店等年青人場所盡力搜求潮語，袋裡更常備紙卡，一遇新詞便即抄下；到了付梓前一刻，他們更校對打稿達五次之多，當發現其中一個詞條漏掉了，即通宵趕工重校……

最後，當然是順利完成，在重商言利的社會，「成功」推出一部沒有太大市場價值的辭典《大渡海》。但我以為這部電影最可取之處，並不在於這種廢寢忘食、彷如融進自己生命般的執著精神，而在於通過裡外細求的「字」學，反照出生活中更形重要的另一面──「人」學。

其實不論古字或潮語，「字」的功能均在於「溝通」：馬締的「宅」不在於不擅辭令，而在於沒有開放自己，此所以他受到房東啟發後，也能從性格跟自己完全相反的同事西岡（小田切讓飾）身上學到有用的東西；馬締向心儀的房東孫女香具矢（宮崎葵飾）示愛，卻以草體寫情書，無疑，優雅的草體能展示品味，但對方若不能讀懂，則又有何意義呢？香具矢雖對此信珍而重之，但因看不懂而要請教她的師傅，本屬兩人的私情被逼曝光人前，難怪滿腹委屈，最後，還是馬締當面的一句「我愛你」，來得直接而有效。

對的，就如這部《大渡海》，目的便是要編一部活的、來自生活的辭典。解說、句例不是倚多務詳取勝，而是著眼於有沒有緊貼「人」的生活真貌，是不是來自有血有肉的經驗。因此，主編松本教授（加藤剛飾）得悉馬締飽受單思之苦時，便著其主理「戀愛」詞條；當馬締所寫的生動解說顯示在銀幕時，觀眾彷如充當了此辭典的讀者，通過這些滿有感覺的文字，讀到生活裡的「人」。

雖然電影的要旨之一是字詞會不斷更新（有些字詞會死去），但我看到更重要的東西其實是回到根本。這也讓我想起另一個有關字典的故事──阿城小說《孩子王》中就有一個抄字典的學生，以最淺易的字詞、最基本的東西，對抗生活中的假大空。

──刊於《新報》副刊「字如初見」專欄，2013年9月7日

*「字如初見」專欄，逄周六刊出。

粗口可教也？

林慧思WTF事件給甚麼家長聯會、愛字派死纏針對，其支持者更揚言會在開學日到林任教的小學示威，讉責粗口惡行教壞學生云云。抽離語境、無視更根本的背景因由、只著眼於粗口本身，固是這幫有語言潔癖的偽道德主義者的慣技，只是這次為配合鬥垮鬥臭的敵我形勢需要，更無所不用其極地鬧精神分裂：網上五毛聲討粗口，但自己不缺的語言常規武器正是粗口，並辯稱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又有疑似前警員到林的小學門前豎中指立威……惡行怪相，不一而足。

粗口教壞學生？我以為這次的粗口事件，堪可用作教材，讓粗口還諸機械定性以外的種種生活語境，讓學生得以超越粗口皮相，深探社會底層潛移湧動的究竟是甚麼東西。只是怕教師不敢教，或學校不讓教師教。

學校、教材（背後當然是教育局）的因循保守，其實已非今日始。我在求學過程中，就從沒遇見老師教過《水滸傳》中鳥來鳥去痛罵貪官惡吏的生動形容，真箇是「淡出鳥來」！讀詩，也來來去去是忠君愛國，山水園林，或徐志摩的輕輕的我走了，聞一多的叫紙錢兒緩緩的飛──是了，選聞一多的詩為何不試試〈飛毛腿〉呢？有幾句是這樣的：「他媽的誰能陪著那個小子混呢？／『天爲啥是藍的？』沒事他該問你。／還吹他媽什麽簫，你瞧那副神兒，／窩著件破棉襖，老婆的，也沒準兒……」那是人力車夫的口脗，他媽的窮途拉車還保持著一份尊嚴，把車「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樣的」，這不禁讓我想起袁崇煥的「掉那媽，頂硬上」。

《詩經》則可教〈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李敖說「且」並非語助詞，而是男性生殖器，狂童之狂也且，應譯成「你神氣甚麽，你這小子，雞巴啦！」姑勿論此說能否通過考據癖的周密驗証，如此活靈活現的語氣，無疑更能突出那女子的狂放──誰說女子和詩經，都是我們所想的那個樣子！

外國的例子就更多了：美國黑人詩人奈特（Etheridge Knight）的詩Feeling Fucked Up，第二節就連用12個fuck字，以暴烈對抗混沌亂世，fuck marx and mao fuck fidel and nkrumah and / democracy and communism，詩人還應一味溫柔敦厚嗎？英國詩人拉金（Philip Larkin）的詩This Be The Verse，劈頭第一句就是They fuck you up, your mum and dad，以冷嘲之筆，勸人不要生兒育女，不要讓大人們的固執、愚蠢等劣根惡習代代相傳。觀乎我們的社會，一見fuck字即避之唯恐不及，不也是合該杜絕這一種禍延嗎？救救孩子。

──刊於《新報》副刊「字如初見」專欄，2013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