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2日

「我試圖以尋常的文字對抗這朝向尋常的變」――鍾國強專訪

【訪問/撰寫:趙曉彤



        
鍾國強去年出版了兩本書,一本是散文集《記憶有樹》,一本是詩集《只道尋常》,後者獲文學雙年獎,而筆者偏愛前者,語言晶瑩、輕盈,像以薄薄琉璃疊出的牆壁,帶點藝術追求,但實用又實際──這也是鍾國強予人的感覺,問他為何寫詩,他說,「寫詩的意義在於,做其他嘢無意義,返工放工又無意義」──留意,不是詩如何美麗動人或我多麼才華洋溢;再問,找工作,該以興趣抑或賺錢為先?鍾國強答,若非真的喜歡到不得了,當然是賺錢,儘管工作佔據了你生活的所有時間,但四、五年後你會發現工作的價值,相比寫作四、五年了,你連自己都養不起。詩人固然喜歡談詩,但當論及民生、政事,他同樣侃侃而談──聽著聽著,筆者會忘記自己在訪談,忘了執筆又忘了提問。必須承認,他是一個說話動聽的人,且聽他的故事:


教職太忙,只能寫詩

  鍾國強在預科開始寫作,最初的作品都是課堂作業,後來升上香港大學中文系,開始參加港大文社的創作班,在學生會刊物《學苑》寫文章,也曾投稿到青年文學獎。畢業後連續獲得兩屆青獎詩組冠軍,更得到評判胡燕青的鼓勵,寫作興趣雖然養成,但也得為工作分心:


     「十年來數易職業,先在中學任教,繼而在《文匯報》當
     記者,不久重回教育界,最後進入廣告圈……一圈一圈的
     跳,現在僅是回想,也已經教人疲倦。」


──節錄自《圈定》〈後記〉


  一如許多中文系畢業生,最初他去教書,但困在中學的感覺非常封閉,且要花大量精力去備課、改簿、帶領課外活動,一天的閒暇總是那麼少,拼湊起來,遠遠不夠他寫當時最想寫的小說,幸有新詩,可以極速寫成:「詩比小說易處理,只要讓我靜下來,三個小時左右,我便能夠寫完一首詩,甚至在工作時、坐車時,在任何時間,我都可以寫上幾行詩,較易堅持寫作。」


  忙碌也罷,鍾國強還得向學生灌輸大量道德教條,但有些想法,卻是他無法信奉的,比如勸說學生努力讀書,考上大學便前途光明──「但這個社會給了年輕人多少光明呢?現在畢業的大學生,我就看不到有多少希望了,創業難,往上流動的機會少,通貨膨脹得這麼厲害,起薪點卻與我畢業時相差無幾──不是僱主想要刻薄你,是他們根本付不起錢,地租太貴,誰不想把人才留下來呢?」

  鍾國強的一些詩,記錄了他的教書生活:

     「搬弄書簿,批改作業
     須逐題對照書商送贈的
     標準答案,翻看過去的會考題目
     才能擬出一份出色的模擬試卷
     影印選擇題,剪剪貼貼
     翻看一疊永遠看不完的通告
     或第幾次會議紀錄
     別無選擇地簽名,跟著
     再簽名」
──節錄自〈室內教師〉

跑突發新聞,深入看慘案

  生活太忙,加上性格不合,三、四年後,他便辭去教職,當上《文匯報》的記者,最初跑突發新聞,後來改跑立法會、法庭等政治新聞。後者對他影響甚微,倒是前者,讓鍾國強見識了很多慘劇,衝擊頗大:「做記者後,我終於有時間為他人的不幸而悲傷,因跑突發新聞,我總是最先與慘劇的主角接觸,突發的慘案甚麼內容都有,但往往發生在社會低下階層,這些事,其實又總牽涉到香港的前途和命運,而我訪問市民,用他們的角度去看待社會的大事件、大命題,例如中港關係。漸漸我看人看事會深入一點,不再只想著表面的情感。」

  《圈定》〈後記〉有一段文字,寫他採訪一宗社工因救人而溺斃的意外,因與死者親友交談,慢慢從不同角度了解死者生前的種種,他有感自己報導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以及曾與之密切聯繫的瑣事和感情,可是當他寫成一份篇幅頗長的特稿後,仍然無法徹底表達內心感受,最後他借助了詩,寫成〈圈定〉。而記者生涯,也成為了他寫詩的素材:

     「筆記簿記下了傷者姓名性別年齡和地址
     欸,聽說傷得很厲害頭顱都爆裂了
     簡直豬頭一樣,你看到了嗎
     壓沉了聲調行家轉向準死者的親屬
     哽咽零碎的回答夾雜流暢的慰語和鼓勵
     說下來說下去明晨可能是
     轟動的鮮紅醒目的頭條
     門帘揭開,醫生冷冷地說出大熱的結果」

──節錄自〈無冕皇帝〉

  鍾國強說:「我不是要跟這份工做人世,在這裡拿到我想拿的東西後,我就走了。」


廣告人,不再避寫陰暗面

  他又轉行到廣告公司的創作部,一段日子,電視晚晚在播的「Redbull 送你一對翼」,正是他的公司的作品。原以為這份工作最適合詩人,詩人卻說,不斷把商品套在同一套技巧與模式來包裝,這種商業性的創作,對寫作反而是一種磨蝕。但他還是在廣告界逗留最久,「因為眾所周知,這裡商業主義、販售虛假,我不再有道德的包袱,可以赤裸裸地告訴其他人,我們不是用良心來賺錢的。其實這樣更能刺激自己反省生活,漸漸我甚至會想,其他的工作是否真的那麼正義?是否真能幫助社會?而我們的廣告,雖然通俗,卻有存在的必要,正正是活在純商業的環境裡,我才可以從中汲取一些想法去衝擊我原初的價值觀,同時選擇面對或者遺忘那些價值──原來道德價值的界線可以很模糊,當我懷疑、質疑多了,寫詩的時候便不再避開事物本來的陰暗面,倒是致力去呈現箇中的矛盾。」

  生活中的美與惡,不止矛盾,不止對立,有時甚至是對等──等量的溫柔或殘忍,當你從安坐久了的椅子站起來,走幾步,換一個視野去觀察,便會發現美麗的惡念。讀讀這首〈家務〉:

     「那是愛嗎?一個下著冷雨的冬天
     我看見你挺高了喉管,頷下的羽毛還未飄落
     便見你把鮮紅的血瘋狂注入奶白的瓷碗
     來不及發出喔喔的聲音,你已躺在沸水盆邊
     掏空了腹腔,瞪看自己一一鋪陳在地的內臟
     然後在茫茫蒸氣中,你從一個白瓷盎裡升起
     模糊了揭起蓋子的手,模糊了不斷增添的皺紋」

──節錄自〈家務〉

  在詩中,母親把雞蛋與雞煮給兒子吃,兒子長大又把雞煮給妻子兒女吃,鍾國強以這首詩來解釋生活的矛盾:「結束生命很慘,但殺雞卻等同進補,暴戾的行為可以變成一種關懷,原來關心可以產生惡念,我們用惡去成就關懷,『那是愛嗎』?」


社會氣氛差,愈寫愈悲觀

  生活影響寫詩,工作如是,社會環境亦如是。〈家務〉最後一節提及禽流感,乃因寫詩時正值非典型肺炎(沙士)及禽流感先後爆發,當時的香港,經濟蕭條,人心惶惶,鍾國強的詩亦漸趨悲觀:「在2003年,一切事情都陷入低谷,最低潮就是供按揭的房子跌價七成,成為負資產,半生的積蓄一下子好像全沒了……但又一定要捱下去,一旦不幸死了,妻兒怎麼辦呢?我要承擔家庭責任,前途卻似乎沒有出口,我不喜歡自己的工作,但又不能辭職,因為要供樓。」

  「那時候,整個社會都很悲觀,董建華太差,誰做特首都比他好,當然後來發覺不是。2003年那組詩,寫〈房子〉時我負資產,寫〈水井〉時七一遊行,寫〈家務〉時禽流感,筆下所寫,都是城市、疏離與災難。其實到了現在,我也覺得香港的希望不大,香港人不會用『和平』以外的激進手段爭取權利,很多遊行我也有參與,卻似乎用處不大,我常想,如果香港慢慢變成了你我都不認識的地方,我們如何在這裡安身立命、擁有創作空間?社會氣氛令我感到悲觀,我有很多事情想做,卻好像沒有能力去做,於是愈寫愈悲觀。」

  現在,鍾國強的生活以 free lance 為主,既為《新報》、《主場新聞》、《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寫專欄,也撰寫廣告文案。每天起床,首要任務是看書、看報紙、看網上的文章,如果那陣子對某詩人感興趣,便會專心閱讀那位詩人的作品與相關評論,比如孫維民、希尼。吃過午飯,便開始寫作,先寫一點初稿、底稿,再做家務、煮飯,處理一些雜務後,便跟妻子外出散步,回家吃晚飯,看電視,特別喜歡看足球直播。偶然深宵寫詩──事實上詩都在深宵寫成,從凌晨一時寫到三時左右,睡覺。問及文字在生命的排位,他說,家庭與健康遠比文字重要,不過,文字又稍微比金錢重要一點:「不能窮得妻離子散,但只要日子過得去,同時能兼顧文字,那就最好。」

  不再困於教室、四處採訪、或在密閉的辦公室裡通宵達旦地度橋,生活簡單、清閒,鍾國強開始想寫小說:「可能需要一至兩年時間去寫,以人為重心,寫城市、寫家族,其實我想寫的小說題材跟詩的題材沒有分別,只是詩無法包容那麼大的故事性,用詩寫人物又不夠立體。」


喜歡觀察,有人就有風景

  書寫以外,如果還有餘暇,鍾國強會看書,看電影,看看香港的商場和街道,或像前陣子一樣與妻子到倫敦、巴黎旅行,看看這個世界。興趣都與「看東西」有關,鍾國強亦言,他非常喜歡觀察:「我喜歡外出多於做宅男,觀察活動通常是逛街,在人群之中,漫無目的地看人看事看物,也不純粹為了寫作,更重要的是可以看看城市發展,人在這裡如何過活,想想居民與社區的關係。」

  他希望自己可以抽離、冷靜地觀察,同時特別喜歡觀察「人」,相信有人才有可觀的風景,他以中國古畫為喻:「如果山水畫裡一個人都沒有,你會覺得這幅畫與你有一種疏離感,沒有人在裡面,就沒有焦點讓你聚焦,但如果在山與樹之間,樹蔭裡有一個行人,這件藝術品就有趣味多了,其實古詩亦然。所以說,『人』極為重要,人類就是流動的風景,讓眼睛不斷轉移焦點。」

  一年前,在也斯的追思會後,鍾國強寫下了〈傍晚在鰂魚涌〉。最近,他因為也斯逝世一周年展覽而再到鰂魚涌,沿街邊看邊拍照,嘗試以影像和文字對話,街巷的風光,因作者這「人」的視覺轉換而扣連:

     「這時從殯儀館走出來
     還好像擠在迴轉的梯間
     千種人有千種心思
     剪花人在擺脫剪影
     執念在人面的河流中
     前行還是後退
     我走到地底的人群裡
     學習像一列地車
     沒有兩旁的風景
     在金屬的聲音中認識人
     不僅僅是自己的回聲」

──節錄自〈傍晚在鰂魚涌〉


詩是有厚度、有深度的尋常之物

  也斯也寫過一首關於鰂魚涌的詩:

     「有時工作使我疲倦
     中午的時候便到外面的路上走走
     我看見生果檔上鮮紅色的櫻桃
     嗅到煙草公司的煙草味
     門前工人們穿看藍色的上衣
     一群人圍在食檔旁
     一個孩子用咸水草綁著一隻蟹
     帶牠上街
     我看見人們在趕路
     在殯儀館對面
     花檔的人在剪花」

──節錄自〈中午在鰂魚涌〉

左一為李國威,左二為也斯
  細看兩首詩,會發現不止詩題與內容,就連語言、抒情與觀察方法,鍾國強都深受也斯影響。鍾國強直言也斯對他影響甚深:「也斯善於觀察,並用文字來呈現景象,再加上少許隱喻成詩,我很喜歡他對城市、街道的觀察,以及那種冷靜地抒情的句子。」同樣影響他的,還有李國威,鍾國強說,也斯的情感較隱,而李國威的情,則是直接而激越,抒情語調處理得宜,是最好的抒情詩人,他最喜歡李國威的《曇花》,是至今惟一能夠背誦的新詩。

  鍾國強說,他喜歡詩表面看來毫無技巧可言,但內容卻藏有詩人對生活、生命有厚度的深思,也斯與李國威的詩便是如此。用一件可觸可見的物件來說明這樣的詩,鍾國強會選擇「鉛筆」,便宜而樸實,從幼稚園開始用,漸漸建立了親密的關係,雖是平常之物,卻有許多回憶,「詩正是生活中那些有意與無意之間、可以詮釋的地方。選一個角度,將尋常之物變得不尋常,其實,生活何處不是詩?」

  本文開首提及為何寫詩,答語尚有下文:「一切事情都會被遺忘,但用文字把它們留下來,便有意義。」當下想起了這段話:

     「我們的驚懼,悲慟,會慢慢在歲月中沉積,層壓,變質,
     慢慢變成無論如何努力回想也無復原初,最終只會逐一遺
     忘了的感受麼?我試圖以尋常的文字對抗這朝向尋常的變。」

──節錄自《只道尋常》〈後記〉

  筆者以文字留下2013年10月27日,詩齡三十餘年、獲第二個文學雙年獎詩組首獎以前、出版了六本詩集兩本散文集的鍾國強,而「記憶有樹,記在過去,但還會看它在當下,在未來默默生長。」(《記憶有樹》〈後記〉)


(刊於《聲韻詩刊》,2014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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