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張婉雯為我的短篇小說集《動物家族》撰序。對的，如序所說，我們僅見過幾次面，談過三兩句話而已，但也如她所說：「文人的交往，不一定因為個人的交情，也可以是文字與思想上的共通」。我一直是她小說的讀者，《微塵記》裡的〈打死一頭野豬〉，或許就是我那篇〈野豬城〉的啟迪來源（我還很喜歡她那篇寫離島廢棄小學的〈離島戀曲〉）。而我整本小說集以動物為題或借題發揮，除了是詩（《生長的房子》「眾生」一輯）的「餘緒」外，很大可能也是不自覺的步趨我所喜歡的本地小說，除了〈打死一頭野豬〉外，還有李維怡的〈那些夏天裡我們的蛹〉和王証恆的〈虫豸〉等等。
全文見《字花．別字》第63期：〈與禽獸居，何必至德之世﹖〉
但不論人還是動物，生存都從來不容易。《動物家族》裡所寫的，就是生存之難與可貴。書中所寫的，既有動物，也有人。在某些篇章中，是先寫人，再寫動物：〈飛蟻〉中李紅，似乎在各種選擇中，自主作出決定，但回首過來，又像是飛蟻迎向火光，無法抗拒命運。〈螢蟲〉中的螢火蟲，更是死神的象徵；死神環繞各人身邊，而留下來的人，不過是面對更「漫長而痛苦的失落」。
他 / 牠們失落的，是命運自主的能力；「主體性」既失諸於現實生活，便只能在文學中呈現。以動物為象徵，是文學慣用的手法，但在《動物家族》中，動物並不單是文學創作的工具，也同時是敘事主體本身。〈母鷹舌〉中的母鷹從未出現，但在母鷹被割下舌頭作食材的同時，新界的鄉郊，也面對不同勢力的介入；所謂的「發展」，就是瓜分土地與利益；而以該地為家的居民與動物，並不在「發展」的藍圖中。在這個故事裡，人們明目張膽地討論如何利益輸送、政商勾結；然後筆鋒一轉，閒話一句：「你不知道我有門路嗎﹖別說是母鷹舌，就算是熊貓掌、華南虎鞭，我都有辦法。」在既得利益者口中，剝奪他者的生命，不過易如反掌；小說中人在對話中，輕鬆地交代各種勾當的過程，也就等如他們獵取母鷹、熊貓、華南虎的過程。甚至可以說，在〈母鷹舌〉中，人類的遭遇，才是這些動物的象徵與寫照。
「家族」二字，多以「血緣」定義，但在《動物家族》中，這些「家族中人」，非但不是至親，甚至不是同一物種；他 / 牠們之所以產生聯繫，是因為大家面對共同的命運，那就是「家」的分崩離析。祖屋、木廠、河流、山野，這些不但是動物的居所，也是人在物理上與精神上的家園。老鼠在虛構的廠景與朽壞的村屋中寄居，儼然成為真正的主人；牠們橫行無忌，彷彿只有如此，才能與入侵的勢力對抗（〈家鼠〉）。小野豬被人類打死，但牠們和牠們所引起的反叛精神，仍然在城巿的邊緣躍動（〈野豬城〉）。讀到這裡，我發現「置諸死地而後生」的信念，貫徹在整部小說集中：〈枯葉蝶〉中的主角，從熱血青年演變成精神病患者，如同蝶的枯萎；但在木廠被迫遷拆的同時，只有枯葉蝶和灰燼得以振翅高飛。〈塘虱王〉中塘虱是另一例子：「塘虱」為了生存，適應了淤泥和死水，被人視為卑賤，卻亦因此得以苟存；那就像敘事者本身，厭倦了各種人事紛爭；鄉郊雖已面目全非，他仍然情願留在當地，重新尋找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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