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撰寫：趙曉彤】
教職太忙，只能寫詩
鍾國強在預科開始寫作，最初的作品都是課堂作業，後來升上香港大學中文系，開始參加港大文社的創作班，在學生會刊物《學苑》寫文章，也曾投稿到青年文學獎。畢業後連續獲得兩屆青獎詩組冠軍，更得到評判胡燕青的鼓勵，寫作興趣雖然養成，但也得為工作分心：
「十年來數易職業，先在中學任教，繼而在《文匯報》當
記者，不久重回教育界，最後進入廣告圈……一圈一圈的
跳，現在僅是回想，也已經教人疲倦。」
──節錄自《圈定》〈後記〉
一如許多中文系畢業生，最初他去教書，但困在中學的感覺非常封閉，且要花大量精力去備課、改簿、帶領課外活動，一天的閒暇總是那麼少，拼湊起來，遠遠不夠他寫當時最想寫的小說，幸有新詩，可以極速寫成：「詩比小說易處理，只要讓我靜下來，三個小時左右，我便能夠寫完一首詩，甚至在工作時、坐車時，在任何時間，我都可以寫上幾行詩，較易堅持寫作。」
忙碌也罷，鍾國強還得向學生灌輸大量道德教條，但有些想法，卻是他無法信奉的，比如勸說學生努力讀書，考上大學便前途光明──「但這個社會給了年輕人多少光明呢？現在畢業的大學生，我就看不到有多少希望了，創業難，往上流動的機會少，通貨膨脹得這麼厲害，起薪點卻與我畢業時相差無幾──不是僱主想要刻薄你，是他們根本付不起錢，地租太貴，誰不想把人才留下來呢？」
鍾國強的一些詩，記錄了他的教書生活：
「搬弄書簿，批改作業
須逐題對照書商送贈的
標準答案，翻看過去的會考題目
才能擬出一份出色的模擬試卷
影印選擇題，剪剪貼貼
翻看一疊永遠看不完的通告
或第幾次會議紀錄
別無選擇地簽名，跟著
再簽名」
──節錄自〈室內教師〉
跑突發新聞，深入看慘案
生活太忙，加上性格不合，三、四年後，他便辭去教職，當上《文匯報》的記者，最初跑突發新聞，後來改跑立法會、法庭等政治新聞。後者對他影響甚微，倒是前者，讓鍾國強見識了很多慘劇，衝擊頗大：「做記者後，我終於有時間為他人的不幸而悲傷，因跑突發新聞，我總是最先與慘劇的主角接觸，突發的慘案甚麼內容都有，但往往發生在社會低下階層，這些事，其實又總牽涉到香港的前途和命運，而我訪問市民，用他們的角度去看待社會的大事件、大命題，例如中港關係。漸漸我看人看事會深入一點，不再只想著表面的情感。」
《圈定》〈後記〉有一段文字，寫他採訪一宗社工因救人而溺斃的意外，因與死者親友交談，慢慢從不同角度了解死者生前的種種，他有感自己報導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以及曾與之密切聯繫的瑣事和感情，可是當他寫成一份篇幅頗長的特稿後，仍然無法徹底表達內心感受，最後他借助了詩，寫成〈圈定〉。而記者生涯，也成為了他寫詩的素材：
「筆記簿記下了傷者姓名性別年齡和地址
欸，聽說傷得很厲害頭顱都爆裂了
簡直豬頭一樣，你看到了嗎
壓沉了聲調行家轉向準死者的親屬
哽咽零碎的回答夾雜流暢的慰語和鼓勵
說下來說下去明晨可能是
轟動的鮮紅醒目的頭條
門帘揭開，醫生冷冷地說出大熱的結果」
──節錄自〈無冕皇帝〉
鍾國強說：「我不是要跟這份工做人世，在這裡拿到我想拿的東西後，我就走了。」
廣告人，不再避寫陰暗面
他又轉行到廣告公司的創作部，一段日子，電視晚晚在播的「Redbull 送你一對翼」，正是他的公司的作品。原以為這份工作最適合詩人，詩人卻說，不斷把商品套在同一套技巧與模式來包裝，這種商業性的創作，對寫作反而是一種磨蝕。但他還是在廣告界逗留最久，「因為眾所周知，這裡商業主義、販售虛假，我不再有道德的包袱，可以赤裸裸地告訴其他人，我們不是用良心來賺錢的。其實這樣更能刺激自己反省生活，漸漸我甚至會想，其他的工作是否真的那麼正義？是否真能幫助社會？而我們的廣告，雖然通俗，卻有存在的必要，正正是活在純商業的環境裡，我才可以從中汲取一些想法去衝擊我原初的價值觀，同時選擇面對或者遺忘那些價值──原來道德價值的界線可以很模糊，當我懷疑、質疑多了，寫詩的時候便不再避開事物本來的陰暗面，倒是致力去呈現箇中的矛盾。」
生活中的美與惡，不止矛盾，不止對立，有時甚至是對等──等量的溫柔或殘忍，當你從安坐久了的椅子站起來，走幾步，換一個視野去觀察，便會發現美麗的惡念。讀讀這首〈家務〉：
「那是愛嗎？一個下著冷雨的冬天
我看見你挺高了喉管，頷下的羽毛還未飄落
便見你把鮮紅的血瘋狂注入奶白的瓷碗
來不及發出喔喔的聲音，你已躺在沸水盆邊
掏空了腹腔，瞪看自己一一鋪陳在地的內臟
然後在茫茫蒸氣中，你從一個白瓷盎裡升起
模糊了揭起蓋子的手，模糊了不斷增添的皺紋」
──節錄自〈家務〉
在詩中，母親把雞蛋與雞煮給兒子吃，兒子長大又把雞煮給妻子兒女吃，鍾國強以這首詩來解釋生活的矛盾：「結束生命很慘，但殺雞卻等同進補，暴戾的行為可以變成一種關懷，原來關心可以產生惡念，我們用惡去成就關懷，『那是愛嗎』？」
社會氣氛差，愈寫愈悲觀
生活影響寫詩，工作如是，社會環境亦如是。〈家務〉最後一節提及禽流感，乃因寫詩時正值非典型肺炎（沙士）及禽流感先後爆發，當時的香港，經濟蕭條，人心惶惶，鍾國強的詩亦漸趨悲觀：「在2003年，一切事情都陷入低谷，最低潮就是供按揭的房子跌價七成，成為負資產，半生的積蓄一下子好像全沒了……但又一定要捱下去，一旦不幸死了，妻兒怎麼辦呢？我要承擔家庭責任，前途卻似乎沒有出口，我不喜歡自己的工作，但又不能辭職，因為要供樓。」
「那時候，整個社會都很悲觀，董建華太差，誰做特首都比他好，當然後來發覺不是。2003年那組詩，寫〈房子〉時我負資產，寫〈水井〉時七一遊行，寫〈家務〉時禽流感，筆下所寫，都是城市、疏離與災難。其實到了現在，我也覺得香港的希望不大，香港人不會用『和平』以外的激進手段爭取權利，很多遊行我也有參與，卻似乎用處不大，我常想，如果香港慢慢變成了你我都不認識的地方，我們如何在這裡安身立命、擁有創作空間？社會氣氛令我感到悲觀，我有很多事情想做，卻好像沒有能力去做，於是愈寫愈悲觀。」
現在，鍾國強的生活以 free lance 為主，既為《新報》、《主場新聞》、《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寫專欄，也撰寫廣告文案。每天起床，首要任務是看書、看報紙、看網上的文章，如果那陣子對某詩人感興趣，便會專心閱讀那位詩人的作品與相關評論，比如孫維民、希尼。吃過午飯，便開始寫作，先寫一點初稿、底稿，再做家務、煮飯，處理一些雜務後，便跟妻子外出散步，回家吃晚飯，看電視，特別喜歡看足球直播。偶然深宵寫詩──事實上詩都在深宵寫成，從凌晨一時寫到三時左右，睡覺。問及文字在生命的排位，他說，家庭與健康遠比文字重要，不過，文字又稍微比金錢重要一點：「不能窮得妻離子散，但只要日子過得去，同時能兼顧文字，那就最好。」
不再困於教室、四處採訪、或在密閉的辦公室裡通宵達旦地度橋，生活簡單、清閒，鍾國強開始想寫小說：「可能需要一至兩年時間去寫，以人為重心，寫城市、寫家族，其實我想寫的小說題材跟詩的題材沒有分別，只是詩無法包容那麼大的故事性，用詩寫人物又不夠立體。」
喜歡觀察，有人就有風景
書寫以外，如果還有餘暇，鍾國強會看書，看電影，看看香港的商場和街道，或像前陣子一樣與妻子到倫敦、巴黎旅行，看看這個世界。興趣都與「看東西」有關，鍾國強亦言，他非常喜歡觀察：「我喜歡外出多於做宅男，觀察活動通常是逛街，在人群之中，漫無目的地看人看事看物，也不純粹為了寫作，更重要的是可以看看城市發展，人在這裡如何過活，想想居民與社區的關係。」
他希望自己可以抽離、冷靜地觀察，同時特別喜歡觀察「人」，相信有人才有可觀的風景，他以中國古畫為喻：「如果山水畫裡一個人都沒有，你會覺得這幅畫與你有一種疏離感，沒有人在裡面，就沒有焦點讓你聚焦，但如果在山與樹之間，樹蔭裡有一個行人，這件藝術品就有趣味多了，其實古詩亦然。所以說，『人』極為重要，人類就是流動的風景，讓眼睛不斷轉移焦點。」
一年前，在也斯的追思會後，鍾國強寫下了〈傍晚在鰂魚涌〉。最近，他因為也斯逝世一周年展覽而再到鰂魚涌，沿街邊看邊拍照，嘗試以影像和文字對話，街巷的風光，因作者這「人」的視覺轉換而扣連：
「這時從殯儀館走出來
還好像擠在迴轉的梯間
千種人有千種心思
剪花人在擺脫剪影
執念在人面的河流中
前行還是後退
我走到地底的人群裡
學習像一列地車
沒有兩旁的風景
在金屬的聲音中認識人
不僅僅是自己的回聲」
──節錄自〈傍晚在鰂魚涌〉
詩是有厚度、有深度的尋常之物
也斯也寫過一首關於鰂魚涌的詩：
「有時工作使我疲倦
中午的時候便到外面的路上走走
我看見生果檔上鮮紅色的櫻桃
嗅到煙草公司的煙草味
門前工人們穿看藍色的上衣
一群人圍在食檔旁
一個孩子用咸水草綁著一隻蟹
帶牠上街
我看見人們在趕路
在殯儀館對面
花檔的人在剪花」
──節錄自〈中午在鰂魚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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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一為李國威，左二為也斯 |
細看兩首詩，會發現不止詩題與內容，就連語言、抒情與觀察方法，鍾國強都深受也斯影響。鍾國強直言也斯對他影響甚深：「也斯善於觀察，並用文字來呈現景象，再加上少許隱喻成詩，我很喜歡他對城市、街道的觀察，以及那種冷靜地抒情的句子。」同樣影響他的，還有李國威，鍾國強說，也斯的情感較隱，而李國威的情，則是直接而激越，抒情語調處理得宜，是最好的抒情詩人，他最喜歡李國威的《曇花》，是至今惟一能夠背誦的新詩。
鍾國強說，他喜歡詩表面看來毫無技巧可言，但內容卻藏有詩人對生活、生命有厚度的深思，也斯與李國威的詩便是如此。用一件可觸可見的物件來說明這樣的詩，鍾國強會選擇「鉛筆」，便宜而樸實，從幼稚園開始用，漸漸建立了親密的關係，雖是平常之物，卻有許多回憶，「詩正是生活中那些有意與無意之間、可以詮釋的地方。選一個角度，將尋常之物變得不尋常，其實，生活何處不是詩？」
本文開首提及為何寫詩，答語尚有下文：「一切事情都會被遺忘，但用文字把它們留下來，便有意義。」當下想起了這段話：
「我們的驚懼，悲慟，會慢慢在歲月中沉積，層壓，變質，
慢慢變成無論如何努力回想也無復原初，最終只會逐一遺
忘了的感受麼？我試圖以尋常的文字對抗這朝向尋常的變。」
──節錄自《只道尋常》〈後記〉
筆者以文字留下2013年10月27日，詩齡三十餘年、獲第二個文學雙年獎詩組首獎以前、出版了六本詩集兩本散文集的鍾國強，而「記憶有樹，記在過去，但還會看它在當下，在未來默默生長。」（《記憶有樹》〈後記〉）
（刊於《聲韻詩刊》，2014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