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詩人鍾國強
問：您近期的詩歌為什麼大多數都是寫時事？
鍾國強（下稱「鍾」）：新出版的詩集《只道尋常》，時事題材的確較以前的詩集為多。過去我當記者的時候，寫了些「即事詩」，因事而寫，例如《魯平訪港》。而最近寫的，像《聞特首說自己堅守的規矩與市民的期望有落差》，是諷刺特區官僚文過飾非。又譬如《你賣的棋盤紙太薄了》寫一家屋邨小店，因售賣的棋盤紙太薄，店主被重罰九千元，更須支付五千多元驗貨費，我諷刺的是海關矯枉過正。
而像楊牧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雖然也是寫時政，卻不是即事詩。該詩寫作者收到一封「不容增刪的信」，質問他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引發他對整個台灣政局與社會作出思考。當時台灣經歷了美麗島事件，本土獨立意識開始萌芽，國民黨卻以強硬的態度來鎮壓。作為詩人，楊牧不禁反思寫作所為何事；作為知識分子，他應如何面對正義、公理等的問題。這樣的詩是由文學、歷史、政治沉積而成，就不算是即事詩了。
我也有一些關於時事而不屬於即事詩的作品，比如《1：99》寫沙士前後香港的社會現象。但我的作品還是以即事詩居多，特別是《只道尋常》第四與第五輯。《吶喊》寫天星碼頭拆卸時，政府不顧市民保育鐘樓的心聲，寧願立刻搗碎鐘樓，也不願移址、保留。《醺語》寫兩個主要特首候選人皆不堪入目，小圈子選情教人反胃作嘔。《百佳頌》怨刺百佳超市間接操控產品供應價，趕絕士多的生存空間，其中「百佳」暗揄穢話「仆街」讀音。
問：可以再談談楊牧對您的影響嗎？
鍾：楊牧不是激昂的人，他的詩蘊藉、含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雖然不像《悲歌為林義雄作》那樣悲憤，卻並非軟弱無力。經過詩化的處理，這首詩情感表現得恰到好處，讀者能感受到他作為知識分子的關懷。又比如《學院之樹》，思考象牙塔裏的人該怎樣面對社會的問題，道出同情與關愛。但是，我覺得他後期的詩回到了書齋，多了許多玄想，寫億萬光年前，寫宇宙洪荒，但在詩藝的角度上看，我還是很欣賞的。
河水不犯井水？
問：王良和盛讚您的《水井》足以媲美謝默斯．希尼的《自我的赫利孔山》，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鍾：兩首詩的篇幅長度很不一樣，希尼的《自我的赫利孔山》篇幅很短，寫井中的那西塞斯（Narcissus），寫靈感的泉源；而我的《水井》，寫的是土地、河、井捉魚的歷史，及七一遊行的經驗，兩首詩牽涉的層面自然也是不一樣的。詩中的關係是複雜的，所謂「河水不犯井水」，如果「井」是「個人」的隱喻，那麼「河」就是指「集體」了；而河水的行進，也是與遊行經驗互通的。也許詩歌不應該處理太複雜的事情，為了處理這麼複雜的事情，所以我才用上這麼長的篇幅。而《水井》兩線並列，一條寫井，一條寫河，寫的時候怕別人看不明白，我便用上了不同的字體。但發表時編輯忘了用上兩種字體，葉輝說其實不加區別也可以，效果可能更好。因此後來出版詩集時，《水井》也沒有用兩種字體。
問：您的詩中對「土地」有很深的眷戀，那是您選擇長期留守香港的原因嗎？
鍾：可能香港的歷史不是太長遠，我的「土地」就是新界元朗，頂多可以追溯至童年的記憶，上一代都是移民，抱着客居的心態，對這份「土地」不會有很深的感情。
其實，我也很渴望周遊四方，長期留在香港，是因為工作需要。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後，我做過老師、記者等不同行業，在廣告界待得最久，由一九八九年直到最近。從事廣告工作便很難走得開，頂多是趁拍廣告片之便到外地走走，但只屬短期性質。回歸前後，我曾有機會選擇到海外工作，但幾經衡量，現實與心態上覺得不適不捨，終究沒有成事。年輕時候移民，適應環境應該沒有太大問題，年紀大了，移民的動力自然會減弱。但隨着近年香港各方面環境不斷變壞，中共不斷背棄政治承諾，也難保有一天移居他方的念頭不會重萌起來。
消弭語言隔閡
問：早期您的一些詩歌帶有「古典」的色彩，您對「古典主義」或「新古典主義」有何看法？您又是怎樣經營詩歌語言？
鍾： 「古典主義」對我的影響不是很大。有人偏愛「古典」語言、文化，便採取「新古典主義」的路線。八十年代我可能受到一點影響，但慶幸很快便脫離了。不是說華麗、雕琢的語言就一定不好，有的詩人還是寫出了一些很好的、富古典味的詩歌。但是，我認為寫現代題材，用「古典」語言難免會有隔閡。我的詩歌也很雕琢，但不至於完全依賴比興或借代等手法。王國維批評詞人以「桂花」代替月亮，那是指雕琢過份，造成「隔」，而我「雕琢」正是為了消弭「隔」。用莊子的說話，即順勢而行，把事物優美的一面表現出來。你也可以運用自然的語言，完全不加工，只要心裏積存夠了，很快便可以寫出來。例如楊牧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只花一個上午便寫出了三分之二（其餘的亦於下午趁監考之「便」完成），其後或稍有修飾，但再也沒有改動整體結構。我寫《房子》也一樣，只用了三個小時，七十多行，一下子就寫完了。寫完後在回家途中的巴士上看了幾遍，發現不大需要修改，後來也只改了幾個字。
《房子》第一句「房子不是我的」，那是指我爸爸的房子，然後語言在「是我的」、「不是我的」之間遊走，父親希望我繼承他的房子，而詩中段寫的則是我按揭的房子、負資產的房子，自然你會想到日後這會不會成為我兒子的房子。詩歌反覆申述「是我的」、「不是我的」，好像有意為之，其實寫的時候完全是不經意的，包括房子的傳承也是無意的，本來我只打算寫一篇關於房子的流水帳。
汲取中西文學養份
問：您非常欣賞美國女詩人伊莉莎白．畢曉普（Elizabeth Bishop），可以談談原因嗎？
鍾：畢曉普屬玄學派詩人，詩藝高超，極具深度，環顧當今的詩壇，能寫出這水平的詩人並不多見。她很關注人，作品富有哲學思想，並有女性主義的味道。她是一名同性戀者，在巴西住了許多年，故作品又帶有異域色彩。她對大自然以及城市的觀察都很深刻，感覺很強烈，詩歌的結構、押韻處理得恰到好處，不光是傳統的六節詩，新式的、寫動物的詩歌也寫得很好，詩作包含象徵。
問：您寫了很多散文詩，那是受商禽和蘇紹連的影響嗎？
鍾：是的，他們都是我的啟蒙師。商禽的詩很難超越，魔幻想像卻有現實基礎，這點是很難做得到。蘇紹連的詩則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尤其欣賞那種文字下的苦澀與酸辛。散文詩是把事件抽絲剝繭，純化得只剩骨骼，那不像小說或散文，然而讀者還是能夠通過骨骼，尋回血肉。我覺得好的創作需要突破，讓人反思文體的界定。
問：您的兩本散文集《兩個城市》和《記憶有樹》給人的感覺很不一樣，前者溫馨，後者激烈，您自己覺得嗎？也請談談您的散文受哪些作家的影響。
鍾：《兩個城市》屬傳統意義上的散文集，寫了很多以前新界的小人物。《記憶有樹》以網誌為主，罵人的話多，也有詩評詩話，像《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重讀李國威詩札記》、《活在我們所追求的同情和智慧裏―─讀楊牧詩四章》、《平凡中的例外―─懷念辛波絲卡》等。部分詩話是關夢南主編的《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的約稿，關夢南着我每期分析一首詩，後來寫着寫着，我就幾首詩一起講了。網誌寫來自然較為隨意。
楊牧的散文對我影響很深，但我不太喜歡他葉珊時期的作品。他的自傳體散文集《山風海雨》、《方向歸零》、《昔我往矣》（後合編為《奇萊前書》），懷念師長朋友的散文都寫得非常好。一開始，我的散文頗受魯迅影響，例如《朝花夕拾》，他的小說《社戲》寫得也很像散文，《野草》我卻不太喜歡。中國的現代散文作家裏，我還喜歡李廣田、何其芳、豐子愷和許地山，特別是李廣田的《灌木集》。
品嘗現當代詩歌小說
問：您喜歡哪些現當代小說家？
鍾：要我為現代中國小說家排名的話，我一定會選魯迅和沈從文，而其他的上榜與否也沒有所謂了。有的學者批評魯迅的語言不純，多沙石，那是本末倒置，忽略了內容情感才是文學最重要的東西。魯迅很早已享負盛名，那是因為他的作品極具深度。又有人批評魯迅只寫短篇，長篇欠奉，不夠完整，那完全是謬論，難道詩人只寫抒情詩不寫史詩，就不能夠拿諾貝爾文學獎嗎？魯迅寫出了《吶喊》、《彷徨》兩部短篇小說集，足以奠定他大師級的地位，他比現在那些寫長篇小說的名小說家優秀得多。現在很多人將張愛玲捧得很高，我卻不怎麼喜歡，但無可否認，她的文字技巧高超，對人性醜惡的一面也發掘得很深刻。不過，張愛玲看人性只有惡的一面，把人的價值壓得很低。魯迅不但鞭撻性惡，同時又有憐憫的一面，那是張愛玲所不及的。
問：香港「中生代」的詩人裏面，您最欣賞哪幾位？
鍾：飲江、王良和我都很喜歡，年輕一點的還有陳滅。我欣賞飲江對人的悲憫與同情，跟筆下的事物距離很近，那是近乎宗教的角度，但他沒有居高臨下，而是轉化成掌故形式，若正若反，戲耍語言邏輯。前期《飛蟻臨水》是賦體，還是傳統的抒情詩，後期則很多抽象的詩，解構寓言，如《守株待兔》、《美人魚》、《逝水刻舟》，從概念出發，但又不至陷於概念化。他的視角與處理手法總是跟別人不一樣，香港只此一家。王良和比同齡的詩人成熟，我較喜歡他中後期的詩。中後期他以更從容的目光去看世界，例如《晨雨》、《尚未誕生》，寫靜物很親切，很收斂，讀後你心中會有餘韻不斷迴旋，力量含蓄卻不薄弱。陳滅的潛力很大，詩中的社會意識很強，擅反諷、嘲弄，《市場，去死吧》爆發力很厲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