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才情與本土化
為甚麼要那麼標榜「才情」呢？
所謂「本土」，以我所知，根本沒有甚麼所謂「文學建制」在標榜「本土」或「本地化」。青獎獲獎的原因可以有很多，最簡單的原因是眾位評判給分的總和較高，冠軍不一定是最好，只是代表該屆幾位評判的口味取向而已；而評判的標準，也不會只以內容取材為依歸。
如果得獎作品給人標榜「本土」的錯覺，或許是一些來自切實生活經驗的作品，比一些空洞無物、賣弄機智的作品更易贏得大多數評判的好感吧。
小風風說孫慧峰和陳先發如何有才情，本土作家如何相差太遠。網上二人的作品多的是，我也「讀過一些」，還是弄不清楚他們遠勝本土作家的好處在哪裡，望小風風告知一二。
二、關於生活經驗
熒惑你好。我不是老師，不必這樣稱呼我。
「來自切實生活經驗」與「天馬行空」並沒有衝突。以我讀詩的經驗，能感動人的詩通常來自作者切身的生活感受；但這並不代表有切實生活感受就必然可以寫出好詩。這些生活感受還需經過沉澱消化，並通過語言反覆試鍊琢磨，靈光一閃方始為功。而在表現手法上，「天馬行空」是一法，平白簡淡是一法，詩的光譜很寛，來自切實生活經驗的，也可以天馬行空手法出之，詩與小說的例子多的是。
不知有沒有解答到你的問題。
三、關於感動
不清你好。
我們看亨利摩亞的雕像，也應有所觸動吧。如果只著眼於技巧高低、難度分野，跟看一件受命權貴而作的工藝產品（如鏤空幾達數十層的象牙球）有何分別。你所說的「刺激欣賞者的某些神經」，其實不就是一種觸動嗎？而這種觸動，我想絕非因為甚麼技藝奇觀而來，而是有其內蘊的深刻因素。
而我說的「感動」或「觸動」也者，不等於非要流淚感傷一番不可。如果閱讀一首詩或欣賞一件作品時，因其深刻的藝術觀照及對習常的洞徹反思，而令自己有所震顫觸動並重新審視自身或周遭的生活處境，相信是我們所追求的藝術的其中一項重要價值。
你問現代詩是不是一定要「感動」人。我想，如果你把「感動」的意思放寛一些――詩，可感之，可動之――則大抵就沒有甚麼疑惑了。
這讓我想起鍾嶸《詩品》說過的話：「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鍾嶸說出了詩的源起，也說出了「動」與「感」的功用。
熒惑：如我在前文說過，想像奔放的詩，與行文平實的詩只是風格手法上的不同，兩者並無高下之分，端看你怎樣運用，運用得是否恰當適切，以及最重要的――如何與內容配合而已。來自切實生活經驗的詩是否（在參賽時）有先天優勢？以我的「偏見」，是，因為如果大家詩藝相若，一首讓你具體可感、易生共鳴的作品，總比一些虛飾矯情、無疾呻吟，或上天下地徒托偉大的作品為佳。
四、關於坦誠與機智
Tiresias你好。「真心」毋須說明。讀你的文字便有分曉。
就你的問題嘗試說出我的一偏之見：
1.
我記得阿城在〈孩子王〉中說過教孩子作文，第一步就是不要抄社論，先老老實實、清清楚楚地寫一件事就好。這是重回基本，有了基本，以後的發展才可以有一個堅實的基礎。這是〈孩子王〉給我的最深刻啟發。
所以說，如何評定一首詩是否來自真切的生活經驗，借用〈孩子王〉的例子，寫「我家沒有表，我起來了，我穿起衣服……山有霧，我到學校，我坐下，上課」的流水帳，總比寫甚麼「紅旗飄揚，戰鼓震天」要好。
至於你說的甚麼超現實意象、顛覆現實等等，這只不過是手法問題罷了；有了基礎，當然可以謀求更複雜的表現手法，卡夫卡的〈變形記〉、商禽的散文詩都是好例子，這些作品透顯的現實生活內涵與深刻程度，可能比一些寫實主義的作品更勝一籌。
當下的問題只是：很多作品披上了複雜的外衣，但七寶樓台，拆下來不成片段。當然，這並不是有如「紅旗飄揚，戰鼓震天」之類的文字那麼容易一眼看出；越是熟悉詩法者，隱藏的手段越是高明，也最容易連自己也蒙騙了。
2.
機智之詩比真情之詩易寫多了，因為機智可以計算，也最易引發機心。聰明反被聰明誤，新詩發展至今這類例子還不多嗎？余光中不少作品就是明證。
至於你說「賣弄和真切表達」的界線相當模糊，我卻不以為然。很多時候讀詩，你會經常碰到一些有意無意賣弄學問與機巧、恣意堆砌辭藻而自以為得意的情況。甚麼為之「賣弄」，我的準則就是無故橫生的一些無謂東西，那不僅無助表達，而且以辭害意。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說「詞忌用代字」，因而詬病周邦彥之「桂花流瓦」，好端端的為何要以「桂華」代「月」，並指出「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王國維的立論基礎是「意足」，若情意真切飽滿，出之足以感人，那又還需甚麼機巧呢？以此看余光中的〈貼耳書〉、〈水晶牢〉等詩，不難看出和情真意切的作品之分別。
衡之：多謝你的分享。寫上文時我還未看到你的回覆，不過上文也可能觸及你的一些問題。再談。
五、關於流水帳與陌生化
Tiresias，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只是舉流水帳式的文字來跟誇飾的文字比較，並非推崇流水帳式的文字。你最好一讀阿城的〈孩子王〉（如果你未讀過），就知我的意思。
另外，我也不是不認同「陌生化」（如你所說，這說法已是老掉大牙了），只是認為「陌生化」不一定是萬應靈丹，很多時過猶不及，諸如余光中將「錶」喚作「水晶牢」，將「通電話」換作「貼耳書」，讀來只見矯揉（差點想說肉麻），文過其情。不過，也會有人喜歡這種詩作，我只是說出我的個人看法而已，不必人人認同。對的，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道不同不相為謀，同桌吃飯也可以各自修行。
六、關於矯情
我不認同〈貼耳書〉的問題是鋪排不夠，反而認為如果再鋪排下去，這詩會更加不忍卒讀。這詩的問題是太過仰賴小聰明和自陷於作者或不自覺的陳腔套語（所謂「髮叢」、「幽徑」、「耳輪」、「髮絲撩人」、「綻開靨紅」等等），讀來只見其巧（而這種所謂「巧」也見仁見智），不見其情。
而以下這句（連同句式），以我讀詩之偏見（這個絕對是偏見），更為可恨：
「信，已到你手中，啊不，心中」
那種「轉折」十分可疑，出自真情，哪有這種「設計」的？而由「自己」說出信息已到達對方「心中」，更加是庸手所為。
至於〈白鷗小唱〉，我會將「曹捷」（散文則用「楊非劫」）與「陶傑」分開，不會把這首詩置於「陶傑」名下，因為當你讀過陶傑今時今日的專欄，是不會相信他曾作過這首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