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想漫讀》後記
寫詩會上癮,寫詩評、詩話也會上癮。
話說上一本書《記憶有樹》雖歸類為散文隨筆集,但佔了大半都是詩評、詩話。如今這本《浮想漫讀》索性整本全是,也見證了我過去兩年來筆耕的主要成果。
是的,過去兩年我寫得最勤的就是詩評和詩話,比寫詩、散文和小說更勤,而過程雖然辛苦,但也令我最有滿足感。
我常以此城少見文學評論,尤其是詩評為憂。一本新詩集出版後,很快就無人提起,而比較深入的評論,更屬鮮見寡聞。因此有人嘗言,詩集前別人所寫的序,很多時就是它唯一的評論了。
因此,當我看到有評論家或詩人(是的,很多時詩人都兼負詩評工作)撰寫詩評,不由心生感激。過去二十年,我們還可看到諸如《呼吸》、《詩潮》、《秋螢》等詩刊在默默地做這項工作,《秋螢》每期由葉輝和關夢南輪流執筆撰寫的編者話,無論是點評作品或從中為後學啟迪詩法,都是學詩者的寶貴營養。難得的是這些編者話都寫得像詩話隨筆,引譬設喻,深入淺出,在在令學詩者更易吸收。唯自《秋螢》於2010年結束長達七年的復刊期後,這類平易近人的詩評詩話在此城日益少見。因此,當我2012年2月開始有幸在關夢南主編的《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上寫詩評專欄時,便有意步踵這種風格,以輕鬆漫話的方式評析中外詩作。
前作《記憶有樹》,已收有我寫蔡炎培、戴天、李國威、葉輝、馬若、周漢輝五位本土詩人的詩話文章,其中大部份均出自此專欄。為本土詩人的作品寫評,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因此《記憶有樹》結集後,我又接續寫了飲江、梁秉鈞(也斯)、王良和、黃茂林、葉英傑、陳滅等資深及中生代詩人,以及關天林、游欣妮、陳子謙等剛出第一本詩集的年輕詩人。這些以賞析為主的文章,彙為此書的「本土起」一輯,以誌我所看重的此城的詩,並以此為根,由此出發,放眼華文以至世界詩壇其他眾多傑出的詩。
第二輯「詩同文」多寫台灣詩人。除了我們熟悉的周夢蝶、楊牧、蘇紹連之外,還寫了極其低調的孫維民。我初不大知道孫維民的詩,因詩友極力推薦,一讀入迷,並以此城圖書館所能借得的唯一一本孫維民詩集《異形》為本,寫成兩篇詩評。之後欲搜求孫的詩集,惜其四種詩集全告絕版,詩友冒昧去信詢問,竟得孫的回覆,而我也因此僥倖同獲孫的絕版詩集,並開始與孫電郵往還,可算是寫詩評之外的一大收穫。至於黃春明,他以小說聞世,但原來其為數甚少的詩作,也寫得極其出色。因我一向偏愛情味真摯、文字樸素但寫來極其節制的詩,所以一讀黃春明這些詩作(詩之外還有寫得極好的散文),便愛不釋手,不禁為文一篇,寫出這樣的詩也可以是很好的詩,不必一定要駭俗驚心,也不必一定要意象飜飛,扭曲生活的語言。黃春明的詩,正做了一次很好的示範,而背後,對人與土地的深切關懷無疑是更重要的。
第三輯「浮游海」裡面的大部份文章,主要是因譯詩而起。有一段時間,我的詩到了瓶頸,寫不下去,便去讀外國詩人的作品。外國詩因有文化和語言上的差異,我常視閱讀它們為一種詩的「碰撞」,並因而經常獲得意料之外的驚喜。有時看到好詩,又感於現存的譯本常有誤譯或差強人意的地方,便興起不如自己動手翻譯的念頭。一經開始,便難以停下。我發現,翻譯可能是讀通外國詩的最佳途徑,不但在於在翻譯過程中要反複斟酌推敲每字每句以至每個隱喻的意義,也在於通過轉換文字而深入體會其字行的肌理與節奏。因此,通過這種深耕式的異國文字的撞擊與演化(翻譯也是半創作),對自己原有的一套想法和寫法便不無影響,待重新執筆寫詩,不知不覺便有了或大或小的變化。我常感念於翻譯這些好詩帶來的轉變,因此遇有機會,便為文介紹它們的真正主人。「浮游海」一輯所寫的外國詩人,都是我所喜愛的。希尼(Seamus Heaney)、畢曉普(Elizabeth Bishop)、奧哈拉(Frank O’Hara)、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等一直對我影響甚深的詩人固不在話下,即如斯特蘭德(Mark Strand)、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加斯堤斯等(Donald Justice),亦因譯其詩而深入了解,變得更為鍾愛。本來我還譯有好一些詩人,如默溫(W.S. Merwin)、波帕(Vasko Popa)、葛拉斯(Gunter Grass)、希米克(Charles Simic)、阿多尼斯(Adonis)、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等的作品,但詩評卻來不及寫了,希望將來還有機會。
第三輯「浮游海」裡面的大部份文章,主要是因譯詩而起。有一段時間,我的詩到了瓶頸,寫不下去,便去讀外國詩人的作品。外國詩因有文化和語言上的差異,我常視閱讀它們為一種詩的「碰撞」,並因而經常獲得意料之外的驚喜。有時看到好詩,又感於現存的譯本常有誤譯或差強人意的地方,便興起不如自己動手翻譯的念頭。一經開始,便難以停下。我發現,翻譯可能是讀通外國詩的最佳途徑,不但在於在翻譯過程中要反複斟酌推敲每字每句以至每個隱喻的意義,也在於通過轉換文字而深入體會其字行的肌理與節奏。因此,通過這種深耕式的異國文字的撞擊與演化(翻譯也是半創作),對自己原有的一套想法和寫法便不無影響,待重新執筆寫詩,不知不覺便有了或大或小的變化。我常感念於翻譯這些好詩帶來的轉變,因此遇有機會,便為文介紹它們的真正主人。「浮游海」一輯所寫的外國詩人,都是我所喜愛的。希尼(Seamus Heaney)、畢曉普(Elizabeth Bishop)、奧哈拉(Frank O’Hara)、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等一直對我影響甚深的詩人固不在話下,即如斯特蘭德(Mark Strand)、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加斯堤斯等(Donald Justice),亦因譯其詩而深入了解,變得更為鍾愛。本來我還譯有好一些詩人,如默溫(W.S. Merwin)、波帕(Vasko Popa)、葛拉斯(Gunter Grass)、希米克(Charles Simic)、阿多尼斯(Adonis)、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等的作品,但詩評卻來不及寫了,希望將來還有機會。
——刊於《香港文學》2015年6月號